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拾英)
1945年9月14日晨，延安中共中央的机场上，一架苏联运输机正缓缓降落在天空。飞机平稳降落，舱门随后缓缓开启，三位人物步出机舱。其中一位是苏军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特派代表，苏军上校贝鲁罗索夫；第二位是苏军的中校翻译官谢得明；第三位则是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官员上前迎接。然而，这三位人物为何会一同乘坐同一架飞机，且在此关键时刻抵达中共中央的延安总部？他们的此行目的是什么？
曾克林部先入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遵照此前2月与英、美两国秘密签署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向日本宣战。次日，即8月9日，苏联百万雄师分三路挺进我国东北，对日本陆军最强大的关东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至8月20日，成功解放了长春、沈阳及哈尔滨。紧随其后，8月22日，旅顺与大连亦告解放。此次苏军的作战行动，共歼敌67万余人，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令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继续负隅顽抗的能力。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三日，即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下达了第一号命令，号召所有解放区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及游击队，向日伪军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旨在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并与苏军并肩作战。次日，即11日，朱德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指示几名原本是东北军将领、如今身为八路军将领的指挥官，率领部队向东北进军，以恢复领土。此外，他还命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队，即刻向辽宁和吉林进发。冀热辽区党委及军区在接到命令后，迅速组建了一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的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和临抚昌支队组成的4000人先遣队，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指挥，向辽宁进军。
8月下旬，曾克林部抵达山海关地区。当时，山海关驻有日伪军两千余人，他们坚决拒绝向我八路军投降。部队遂改变路线，迂回至关外。8月28日，部队从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越过长城，踏入东北的辽阔土地。踏入东北后的首战，便一举歼灭了前所的伪军四百余人。在前往前所的路上，我军与苏联红军西路军的前锋部队不期而遇，曾克林与苏军进行了交涉，双方决定联合攻打山海关。山海关是通往东北的门户，攻克山海关，就等同于掌握了通往东北的大门。30日下午5时，曾克林部与苏军协同发起攻势。在苏军炮火的支援下，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终被我军解放。山海关之战胜利后，部队乘胜追击，于9月4日抵达锦州与苏军会师。消灭了锦州周边的伪满军后，留下第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市，从而掌控了辽西的战略要地。9月5日，曾克林率领主力第十二团登上火车，向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进发。
5日深夜，火车缓缓驶入沈阳车站，曾克林推开车厢门，眼前的景象与锦州形成鲜明对比。苏军指挥官告知，他们受命不得下车。曾克林遂与车站的苏军指挥官进行交涉，希望能与驻沈阳的苏军最高指挥官会面。然而，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的会面，得到的答复却是：根据《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最高统帅部不可能同意你们进入沈阳。
在曾克林第三次踏足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之际，他得以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宣传部部长会面。曾克林及其同伴便向这位将军详尽地阐述了我军的具体状况以及抵达东北后的使命。聆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那位将军起身步入另一室。不久，苏军沈阳卫戍司令亦被召唤至内。当该司令再度现身时，他传达了指示：曾克林等人可以下车，但不得踏入沈阳市区，部队将驻扎于沈阳郊区的苏家屯。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下辖3000余众的部队，正行进于前往苏家屯的路上。此时，苏军方面紧急通知曾克林，苏军司令部已批准其部队在沈阳市内驻扎。
自曾克林部于沈阳安营扎寨之后，9月7日，苏联红军邀请曾克林等一行前往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部，与苏联红军驻沈阳的高级将领进行会面。集团军司令员格拉夫琴科上将表示：“我们热切欢迎延安的部队入驻沈阳，但鉴于政治上的限制，诸多事宜不得不在幕后进行。我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条约规定明确，东北应由国民政府接管。国际各方的目光均聚焦于此地，形势尤为微妙。然而，贵军作为共产党的军队，与我方利益相辅相成。因此，苏军建议贵部对外不宜再自称八路军，而应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曾克林将军对此建议表示赞同，此举既可确保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又能避免苏联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苏军对我军态度的转变，除双方均为共产党军队这一共同点外，更主要的是美苏两大势力角逐的产物。日本投降后，美军直接在中国各大港口登陆，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尤其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并建立基地，苏联对美国的战略企图不得不提高警惕。苏联深知，中共的力量是平衡国际关系的关键砝码。这正是苏军对我军进入沈阳态度反复无常的深层原因。
曾克林部以东北人民自卫军之名，接管了沈阳及其周边辽宁数十座城市的政权，并收缴了敌伪武装，实施了军事管制。在守护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期间，我军从中提取了数万支步枪、各式机关枪、多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用以装备部队。我军在沈阳和辽宁的行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英美国家的关注。国民政府指责苏联红军允许八路军进驻沈阳，未配合国民政府接收官员的工作，对中共军队处处提供便利，放任其势力范围扩大，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英美政府据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在压力之下，苏联对我军的态度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苏军驻沈阳的负责人向我军说明了当前的种种矛盾，并告知根据条约，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将在三个月内移交给国民政府，要求我军尽快撤离沈阳，至少后退至沈阳城外三十里。对此，曾克林等人表示，我军是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而来的，唯有中共中央下令，我军方可撤退。苏军驻沈阳负责人只得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汇报，希望能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妥善处理此事。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经请示苏共中央，决定派遣代表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直接沟通。9月13日，苏军将派出两名代表与曾克林一同前往延安。
9月14日清晨，沈阳北陵机场，曾克林携手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以及谢得明中校，共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苏军运输机。正是这一情景，为文章的开篇描绘了生动的一幕。
确立“北进南守”战略。
从党的长远利益和中国革命的未来展望来看，东北地位尤为关键。即便失去所有现有根据地，只要我们掌握东北，中国革命就能奠定稳固的基石。当然，若保留其他根据地并获取东北，革命基础将更为坚实。目前，我们的基础尚不稳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根据地经济以手工业为主，缺乏大工业和重工业支撑，地域上也未能连成一片。
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得益于苏联的军事介入，获得了极大的助力。然而，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要求将东北主权移交国民政府，却使得争夺东北的斗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当时，东北地区的具体状况以及我军进军东北时苏军的反应均尚不明朗，因此，曾克林同志的到来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他的到来，使得党中央能够直接掌握东北的最新动态，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当天下午，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曾克林的汇报。与会者包括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叶剑英等众多中央领导。在曾克林同志的汇报中，提到苏军仅控制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城市，而许多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尚在掌控之外，这一情况对我军的发展极为有利。因此，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直至次日凌晨，最终决定成立以彭真同志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同志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立即赴东北开展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从华北、华中地区调配100个团级单位的军事干部，分批进入东北，寻找快捷路线。此外，还将炮兵学校（约1000人）从延安迁至东北。随后，中央又派遣罗荣桓、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同志前往东北，并做出了一系列派遣部队和党政军干部的决定，旨在迅速在东北壮大我党我军的力量，坚决夺取东北。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乘坐苏军飞机抵达东北，并于9月18日抵达沈阳。
“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够掌控东北及热河、察哈尔两省，并得到全国各解放区及全体人民的紧密配合，就一定能够确保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
自1945年9月至11月，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众多部队及党政军干部纷纷踏足东北。
十万大军、两万干部入东北
1945年9月至11月间，依据中共中央所确立的“向北推进，向南抵御”的战略指导原则与具体安排，众多部队及党政军干部相继涌向东北地区。
1945年8月，邹大鹏与吕其恩共同率领胶东军区独立营的600多名战士抵达大连庄河地区，执行侦察任务。与此同时，冀热辽军区下辖的第十四军分区携带着2000余人的队伍抵达热河的赤峰、朝阳地区，而第十五军分区则派遣了2800余人的兵力前往。
初秋九月，李运昌率领的冀热辽军区下辖的三个团及一个营，共计5800余众，抵达了山海关、锦州及沈阳等地。
金秋十月之初，肖华将军率领山东军区机关的千余名官兵抵达安东。与此同时，沙克将军带领冀中军区三十一团的约一千五百名战士抵达了锦州地区。周仁杰将军则率领冀中军区的两个团，共计四千余众，奔赴热河。
10月中旬，万毅指挥下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携3500名勇士，挺进磐石、海龙、东丰、西丰等地。与此同时，吕正操率领的晋西军区精锐小团，约600人之众，也抵达了沈阳。
十月中旬，吴克华与彭家庆共同率领胶东军区第六师及第五师两个团，总计约8000人，抵达营口一带。杨国夫与刘其人分别带领渤海军区第七师的三个团，合计约1.2万人，分批抵达山海关及古北口，并于1946年2月抵达东北地区。三五九旅的刘转连和晏福生所部，约3000余人，进至本溪与抚顺地区。邓克明率领冀鲁豫军区的一个团，约1000余人，抵达沈阳西郊地区。文年生指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约3000余人，抵达锦州地区。黄永胜则带领教导第一旅第二团和教导第二旅第一团，共计3000人，亦抵达锦州地区。
11月初，罗荣桓率领山东军区机关、警卫部队以及数个独立营，共计4000余众，分批抵达安东和沈阳周边区域。与此同时，罗华生指挥下的山东军区第二师，约有7500名战士，进驻了沈阳西部地带。
11月中旬，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共计7500余人抵达锦州西部地域，与此同时，山东军区田松支队亦约1000人抵达牡丹江地区。
在11月下旬至12月初的时际，黄克诚将军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全体将士，该师下辖七旅、八旅、十旅，独立旅以及三个特务团，总计兵力达3.2万人，抵达了锦州西部的地域。与此同时，罗舜初将军指挥的山东军区第三师与鲁中军区警备第三旅，亦有一万余人马，抵达了辽阳与鞍山一带。
此外，延安抗大及炮校的逾千人，亦相继抵达南满地区。
截至1945年年底，我军陆续抵达东北的部队累计人数已超过十万之众。
与此同时，众多来自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以及各类技术人员陆续抵达东北。冀热辽部队引领下，约2500人抵达；延安方面调派5372人；晋绥地区贡献517人；晋冀鲁豫区输送1844人；晋察冀区派遣1604人；山东地区有1511人加入；华中地区则有1307人；华东地区有163人；中原地区则有103人。此外，还有后续调入东北的干部，总计达到两万人。在这批干部中，有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四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十万雄师，两万干部共赴雄关，在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展开的激烈角逐中，成功抢占了先机。此举为构筑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击败国民党军队，最终赢得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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